《心洞》

〈從《心洞》反思戲劇演出價值與人文精神〉

拙筆想藉寫《心洞》的劇評,重新思考及企圖引發「戲劇演出價值」的討論。先從友人的一番言論開始。

友人說:「而家啲戲,淨係掛住做effect!」

戲行人評價演出時,口語中所說的effect,往往帶有貶義,意思是戲劇工作者在演出中,企圖以各種嘩眾取寵的可能手段,引發觀眾的情緒反應,最常見的是引發大笑。其實,effect這個詞原指的是舞台效果(stage effect),很中性的,並且,就狹義而言,effect是指戲劇演出中的各種設計,諸如燈光、音響、佈景、服裝等等,為觀眾創造出可能產生「愉悅的快感」的效果。

友人批判的現象,孰真孰假,拙筆不論,讀者可到劇場親自考證。現在,看看這番批判背後的思想脈絡與理據。

據當時的語境,友人所要批判的重點,在於「淨係掛住」,也就是「只著重」。友人想指出的不是舞台效果不重要,只是,某些戲劇工作者似乎走歪了,為博觀眾一笑,在演出中,把舞台效果的重要性放得過大了,甚至大過演出中最根本的元素﹣人。[1]

「展現人的精神生活」,這句話概括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核心。[2]史氏體系的美學重點,主張戲劇演出所呈現給觀眾的,不是僅僅是人的外在可見的行動而已,更重要的是這個人從行動中所流露的精神面貌,從而達至觀眾與角色之間的情感、思想或價值觀上的共鳴。

至此,拙筆想探究的問題是:共鳴是否舞台效果(Stage Effect)的一種?

假定舞台效果的定義,真的是「為觀眾創造出可能產生『愉悅的快感』的效果。」,那麼,共鳴顯然是廣義的舞台效果裡的一種,不過這種效果,並不是外顯於舞台上的某些設計,而是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的互動交流所產生的一種舞台效果。它自身無影無形,只存在於人的精神層面之間,卻外顯於人類種種常見的表達情感的表現之中。

既然就廣義而論,種種設計(狹義舞台效果)與共鳴都是舞台效果的一種,那麼,狹義舞台效果有什麼可批判之處?它與共鳴之間,有沒有價值上高低之別?

拙筆先處理「戲劇演出有何價值」這個問題,再反過來回應上述問題。

戲劇演出的價值在於,它不只給觀眾提供娛樂,而且呈現人文精神的視野,也就是 人類自身對人的生命及其處境的關懷。正是這種人文精神的視野作為戲劇演出的支柱,才能得以造就史氏提倡的移情與共鳴,亞里士多德提倡的恐懼、憐憫與淨化,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主義等等的戲劇理論。雖然這些戲劇工作者及理論家們,所提出的觀點可能互相對立,但即使手段不同卻朝著共同的目標,呈現人類的生命光景,促使人們關懷和反思自身及他人生命的光景。

由此可見,無論大劇院抑或小劇場,大劇團抑或小劇團,專業抑或業餘,戲劇演出價值之高低,重點不在金錢投放的多寡,演出劇地之大小,製作規模,任誰都知道,戲劇演出的預算從來都是「多多益善,少少無拘」,「大有大做,小有小做」的表演藝術。戲劇演出價值之高低,最根本的要素在於演出中所潛藏的人文精神,能否得以去蔽,給觀察者從其中看得見自己的可能面對的生命境遇。

不論是狹義舞台效果抑或廣義舞台效果,只要它未能達到這種展現人文精神與關懷的功能,其價值不一定沒有,但肯定較低。這就是友人批評演出只重effect的原因,因為這些演出都本末倒置,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展現才是戲劇演出最有價值,最有力量之處。

香港話劇團的《心洞》,正好表現了這種力量!劇本本身就懷抱著滿滿的人文精神,描寫一個失去兒子的家庭,夫妻之間如何面對這沉痛的事實,又如何面對還在生的人,當然還有令人觸景已經傷情的房子,以及兒子的房間與遺物。無用細說故事,就知道這戲包含了生、死、情、愛、親等等的生命中的衝突。

難能可貴的是,香港話劇團這個製作並不賣弄多餘或無謂的花巧。演員們有血有肉地把自己置身於情景之中。沒有嘩眾取寵的「effect」,一切舞台效果,除了展現戲中的寫實生活情境以下,都是為了加強劇本中所蘊藏的人文精神:隱隱約約的心跳聲,洩露角色的憂暗情感與激動;刻意搭建的兒子房間,突顯夫妻對兒子之死的抗拒;完場前心跳再度降臨,徐徐暗燈,鴉雀無聲,把焦點落在夫妻慢慢捉緊彼此的手,夫妻沉默地二人一起面對慘痛的命運,又帶著不安之感。

潛藏的人文精神,正好是戲劇演出中的寶藏,越是能夠為它去蔽,讓其暴露於光明之中的演出,就越有崇高價值。演出宛如一面鏡子,所展現的已不僅僅是演出自身,更是創造它及觀賞它的人類的生命境遇,讓人類有機會把自身的生命與境遇看得更透徹。

忽然想起,拙筆在學時,李銘森老師說過:「演員鬥演技鬥到一個地步就無乜好鬥喇,大家都差唔多,跟住就鬥修養喇。」當年不明所以,只能銘記於心,如今恍然大悟:

只會技藝而不諳人文,難成大器。

互勉之。

[1] 彼德.布魯克(Peter Brook)在《空的空間》中,說明了空的空間和人﹣包括行動者(演員)及觀察者(觀眾),是構成劇場的三個必要及充分條件。
[2]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。
羅松堅